為什麼萬世師表的「子」不語的「怪、力、亂、神」，「怪」居首位？因為「怪」就是超乎尋常、不可理喻、無法思議、無從說起、善惡不分、是非不明、因果錯亂、報應很爽（請對照「屢報不爽」一詞）。簡單地說，光是一個「怪」就可以把後頭的「力、亂、神」統一了。　　

　　教育這麼嚴肅又深奧的東西，我這種不學無術的人去哪兒借膽子來對「教育」說三道四？只有一個邏輯給我壯膽：沒有學生就沒有老師（那種「江山代有才人起，各領風騷五百年」、自然會有大批追隨者的老師太稀罕了），學生才是教育之本。所謂的「教育界」其組成分子以學生為最大宗，教師其次，基層行政人員又其次，至於高層領導則微乎其微，就成分比率而言，那一小撮人等於不存在了，很怪的是，教育界多如牛毛的高級知識份子，為什麼會那麼在乎一小撮有等於沒有、講話做事都不怎麼負責任的人。

　　九年國教自1968年在台灣公佈實施至今已逾四十年，從十五歲到五十五歲的人，九成以上在教育界呆（或待？）了至少九年，所以，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具有足夠的「資歷」來談論教育的問題，尤其是「怪」問題，「怪」問題已經把教育界所有的問題收歸一統了。

　　我在台灣教育界混過十多年，雖然都是在受教，十多年下來看到的教育之怪也不算少，已經有點見怪不怪的境界了。舉一兩個我親身經歷的實例吧。

　　民國七十年以前，不會打（是很努力、很用力的打）學生的老師是異類，小一打到小六，初一再接著打到初三，初一到初三不是三天，是三年，現在的國中當時稱為初中。

　　當時的老師為什麼那麼愛打學生？據我不成熟的想法，當時許多家長也愛用「體罰」自己的孩子來處理教育問題，當老師的人大多很有愛心，下意識就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孩子了。我從沒看過「頑師懺悔錄」或諸如此類的文章，當時喜歡打學生的老師如果現在還倖存於世，不知道他們對「體罰學生」的問題有何想法？

　　我小三、小四時，隔壁班有一「隻」（非要用這個詞不可）以打學生為樂的老師，牠使用的刑具是課桌椅拆下來的厚重木條，上課時間，我常聽到隔壁班男男女女整堂課都在呼天搶地、哭爹喊娘，哀嚎慘叫聲此起彼落，事隔數十年，我還搞不明白師生們究竟在研究什麼科目才會出現這般慘烈的課堂內容，那時只知道隔壁班在美勞、音樂課才有平和的時候。

　　據我隔壁班的老同學說，那一隻老師不止是愛打，還研究過如何用刑，牠最愛把一票牠看不慣的學生罰跪在教室講台前，雙手高舉課椅，椅上還放一鉛桶的水，水一濺出來就打人，訓鍊之嚴厲，可與美軍海豹部隊媲美。

　　我這位老同學有了孩子後，以為那隻老師的教學方法連美國海豹部隊都採用了，一定灰熊灰熊地有教育功效，他在家也大約據此再打些折扣教育自己的孩子。十年前，他那個粗壯又孔武有力的孩子出車禍傷到腦袋，從此整天追著他要打人算舊帳，當老爸的自知以前的理不直和現在的氣不壯，躲遠一點才不會自討皮痛。

　　別以為那一隻只是個案，我小學時全校二十幾班，超過一半的老師都奉行三字經主義的最高指導原則：「人不打，不成器」，只是其中精研該打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的比較少而已。我初中時的老師也大多如此。

　　我唸的初中是一所當時新成立幾年的縣立初中，那時候學校少，又碰到戰後嬰兒潮就學高峰期，教室不夠用，一年級男新生的教室是臨時性的、用竹子和木料搭建而成的大棚屋，非常通風的好處是蚊子多，卻又冬寒夏熱。

　　新學校不但房事土木未諧，校園裡花草樹木也少得可憐，所以男新生的美勞、音樂課就用來勞動服務（也有個「勞」字沒錯），這幾個科目的成績就以勞動服務的成績計。勞動服務的課程內容主要是，從校旁一條十幾公尺寬的大排水圳底下，挖出高灘地又髒又臭的黑淤泥，一桶一桶搬到百公尺遠的校園內，以供校方填地基或築花圃之用。如今我已近六十歲，但仍然很能吃苦耐勞，這必須感謝當時那所初中對男新生的教導有方。

　　我「離開」教育界以後，從來都不怕痛，幾年前去開刀割掉長在背上一個脂肪瘤，當醫生的電刀在我背上滋滋作響時，我還有說有笑，跟醫生和護士開玩笑，說那味道很像在烤肉。這般牛皮賊骨不怕痛的教育成果，要感謝我小學和初中的老師們。

　　後來，聽說我初中時那個校長高陞為某黨該地區的黨部主委，我一直認為，他的官位裡含有我不少明汗暗淚。不止是我，還有當時每一屆四個班兩百多名的男新生，前後六屆共一千兩、三百位無名小卒的犧牲奮鬥。

　　誰敢說這些「怪」都是個案？一千兩、三百人受難，不是個案了。把這些「怪」說為「時代的悲劇」我比較能接受。

　　常聽舒一老師說，現在的老師用在教學的時間少，花在莫名其妙又不得不搞的活動時間多。我以為，現在的老師幸福多了，我初中的美勞老師不教美勞，要頂著大太陽在臭水溝裡指導學生東挖西挖，不知情的人會以為那是在考古或尋寶。我不知道那些老師當時會不會感到心虛，現在會不會覺得當時當老師比現在當老師過癮。

　　嘮嘮叼叼說了一堆廢話，以下說說重點好了。

　　當時（以較大的「樹人」尺度來看，還只是時，不是年）教育之怪的產物，現在大約都在五、六十歲上下，怪的產物裡必定有一小撮菁英成為現在的領導，如果這批領導讓我們覺得很怪，我們不能怪領導們，要怪領導們當時接受了什麼怪。

　　在那個時代悲劇裡頭，什麼都不懂的小學生每天上學要參加朝會的升旗典禮，要高呼消滅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等等的口號，在學校裡講台灣話會被罰錢，老師說督學要來大家趕快把參考書藏起來。

　　突然間，某個早上你醒來時，發現以前那些口號喊得最響的人已投身共匪，每天逼著大家參加升旗典禮的人說在國際比賽場合不可亮出台灣的國旗，督學要來趕快把參考書收起來的學生變成督學或局長、部長，規定講台灣話要罰你錢的人選舉一到就口口聲聲用台灣話大喊愛台灣。

　　這些都變成教育，也轉化為教育的怪源，當我們很慶幸自己頭殼沒有壞掉因而沒追著那批人喊打要算舊帳時，也要反省自己是否為怪源之一，更要留意孩子們是否已進入怪的教育因果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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